那些批判麦琳和叶珂的人，到底在批判什么？｜Dear Q&A 04
总第四十二封
女性主义是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
——上野千鹤子
亲爱的媎妹：
见字如面！
「Dear Q&A 你问我答」虽迟但到！这一次我们精选了哪些问题呢？本期问答包括：那些批判麦琳和叶珂的人，到底在批判什么？谩骂“爱男”的女性是厌女吗？如何识别和抵抗语言里的辱女现象？
1. 化妆是艺术创作吗？
Q
紫色：陌生女人们最近有看《再见爱人4》吗？其中麦琳和李行亮的相处模式引发了许多讨论。麦琳因一些言行被认为‘作’，成了全网抨击的对象。与此同时，另一位女性叶珂也因其矫揉造作的风格成为群嘲焦点。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一方面觉得不应该参与对女性的围剿，另一方面也对麦琳、叶珂的某些行为感到不适。内心的矛盾让我有些困惑，你们如何看待她们以及这类现象呢？
A
陌生女人4号：我觉得大家对麦琳和叶珂的不满其实源于她们不符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这既包括那些传统的要求（例如无私、善良、真诚），也包括很多新式的想象。在“独立大女主”成为热词的当下，女性在拥有传统美德的同时还要清醒独立、不讨好男性、情绪稳定、有自己的事业和爱好等。这些标准不仅构成了大众对女性行为的评价框架，也常常被我们内化为苛责自己的理由。
因此，辱骂麦琳和叶珂的人不只是在批判两个女性个体，而是在针对全体女性猎巫。女性的多样性本应被接纳，但父权社会总是用严苛的道德标准审判女性。这一点我们曾在《赞美or歧视：女人不会是杀人犯？》中做过深入讨论。“女人不可能是杀人犯”的说法将女性束缚在道德高地之上，这不仅是伪善的赞美，更是隐形的歧视——女性必须温柔善良、宽容大度、先人后己，只要偏离期待一厘一毫就会受到全方位的指责。麦琳和叶珂的遭遇就是这种机制最典型的体现：她们不是传统“好女人”，也不是新式“大女人”，因而活该受到群体性攻击。甚至不少女性也参与其中，认为她们行为可耻、面目可憎。然而，她们真的值得被这样辱骂吗？
就麦琳而言，她的形象是由节目剪辑塑造的，真人秀固然有真实的成分，但节目组为了讨论度和流量会刻意将嘉宾的情绪放大、聚焦于矛盾冲突。这导致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事情的全貌，因此再“客观”的分析也只能是片面的。而在这种片面的呈现中，大家眼中麦琳的行为（例如用愧疚感绑架她人、渴求男性关注并无意识雌竞）触及了很多人的创伤，激起了观众的愤怒。尤其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操控和忽视，这种创伤共鸣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她的指责。
有人认为“麦琳只是令人讨厌的人，不能代表女性，所以这不是性别议题”。但实际情况是，麦琳的行为明明不涉及犯罪，甚至都谈不上违反公序良俗，却被无限放大以至成为全网讨论的焦点。与此同时，节目中的男嘉宾刘爽甚至涉及欺诈等法律问题，却远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或谴责。这种双标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更引人深思的是，许多人批评麦琳以发泄对自己生活中其她女性的怨气（如婆婆、妈妈、前女友、闺蜜等），却鲜有人将男领导、父亲和节目中的男性挂钩。这再一次印证了社会对“麦琳”的审判其实是对女性的道德审判。随着麦琳成为“坏女人”的典型代表，会有更多女性被审判和孤立。与此同时，她们的困境却会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如果说大众对麦琳的态度是憎恶，那么对叶珂就是轻蔑和嘲讽，大众因为她虚假的履历和直播时的表现给她贴上了“媚男”、”矫揉造作”、“拜金虚荣”的标签，嘲笑她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却不够聪明以至于像个「小丑」。然而，叶珂的行为其实是在父权制下形成的。她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个人的错误选择，更是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社会机制。在父权框架下，女性被诱导依赖男性以获取财富，从而迷失在种种陷阱中。叶珂注定要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但她的行为其实是结构性不平等的产物，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体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另外，有人认为叶珂给年轻女孩树立了媚男和拜金的坏榜样。这种说法看似是为女人好，却忽视了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接触各种各样的范本，而不是局限于“独立大女主”的理想形象。现实中，女性的形象是丰富多元的——她们可以强壮、独立、热爱生活，也可以软弱、虚荣、胸无大志。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可以也应该复杂多变。就像我们在第十八封来信中写的那样——女人是人。女人可以是坏人、俗人、小人、圣人、怪人、烂好人，也可以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女人可以是个蠢人、是爱耍小聪明的人、也可能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女人可以是热心的人、疯狂的人、谄媚的人、刻薄的人、爱贪小便宜的人、说不定还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只有接触不同的角色，女孩才能全面了解这个世界，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判断力。而我们也应该相信每一代女人的潜能，尊重她们的成长轨迹，信任女性能在多样性中形成自己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理解很多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批评并非恶意，但这种“高要求”其实可能正中男权下怀。所以，我们何不停止对女人的审判，从自己做起，不再内化社会对女性狭隘的评判标准，不再给任何女性带高帽，也不再将猎巫的火把指向我们的同胞。如果还是对她们的行为感到不满，不妨停下来思考，女性的困境是一两个女人造成的吗？如果她是个男人，批评还会如此普遍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今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已经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让“高尚”、“完美”成为压死女人的墓碑？
2. 谩骂“爱男”的女性是厌女吗？
Q
佚名：互联网的存在居然让我觉得大环境的厌女越来越严重了。几天前刷到一条抖音，内容大概是：35岁的妈妈已经生育了两个5～7岁的孩子，但因为没工作且和娘家关系不好所以丈夫不怎么善待她，流产四次后丈夫仍然不戴套，并且她做完流产手术想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回家做饭。评论区大片的指责让我有点崩溃，这可能有点圣母而且违背专注自我的女权思想？
可是评论区的谩骂让我感觉大环境越来越厌女，一位35岁的底层女性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脱离丈夫的管控离婚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生活，为什么不想想她有什么办法，而是站在制高点上指责她，立刻把她开除女籍并扣上“爱男，她超爱”的帽子、嘲笑和批评她活该。我看了她全部视频，她表现的一直是无奈和绝望，从未有过任何对老公的幻想和对爱情的希望。难道对不完美的底层中年女性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她的处境吗？
A
陌生女人1号：你描述的现象我也注意到了。我觉得和“嘲笑爱男的女性是不是厌女”相比，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更值得探讨。细想一下，「批判不够女权的女性」这一行为似乎是当下女权发展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必然。
重重阻碍之下，结构性的改变几乎无望，因此很多人只能寄希望于女性个体的改变，期望女人都能奋起反抗、像娜拉一样走出困住自己的牢笼。而为了让女性坚持反抗，大家就要去赞赏足够女权的“英雌”、打击不够女权的“叛徒”。这种做法主要目的在于树立正反两种典型，用舆论压力迫使个体改变。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正在于过度关注个体选择、完全忽视结构压迫。女性“爱男”可能是不得已/不自知的选择，疯狂谩骂只会让她们在受到实际压迫的同时再遭受一层语言暴力。更何况，即使大家通过攻击和谩骂「逼迫」娜拉走出了玩偶之家，事情就能解决了吗？玩偶之家依然在那里，依然会有女性不断陷入而成为傀儡。而原先的娜拉出走之后又会怎样呢？如果没有公平的社会条件，离家的娜拉也不过只有两条路罢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而如果从批判者的角度看，这一现象也很让人悲哀。我一直觉得“尊重祝福”这类评论其实是帮自己「和受害者情感隔离」的武器。只要把责任归咎于个体，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停止共情、放弃提供任何帮助，也不需要再去思考当事人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们又要怎样帮她们脱离困境。毕竟“谁让她爱男了？路是她自己选的，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和我没有关系”。所以，只要留下一句轻飘飘的“她超爱”、“尊重祝福”，我们就可以轻轻划过，不用再对受害者付出任何感情了。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态度其实是很多已觉醒的女性在对现实无望的情况下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诚实地说，我有时也会用类似的话吐槽，但还是会提醒自己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虽然偶尔的冷漠能帮人自保，但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绝不应该用一句“尊重祝福”就轻易地卸掉自己身上的责任。
3. 如何识别和抵抗语言里的辱女现象？
Q
清清：姊妹们好！今天因为一件事我意识到了男权对语言的侵蚀，所以想问应该如何替换日常带有职业刻板印象和辱女嫌疑的词汇，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从事摄影有关的工作，部门里找出来有点类似老式采访的很重的机子，我脱口而出：“这个机子好酷，我也想像摄影大哥一样扛着试试！”但事后细想好奇怪，我明明是女性摄影半从业者，但还是因为行业刻板印象话语下意识说出“大哥”，就此觉得有点羞愧。
然后回到辱女词汇，在夸别人的时候我下意识就脱口而出“牛逼”，事后想想有点怪，网上搜索了同义词也没有特别满意的，目前决定先用“好牛”替换，然后关于替换词我看到有姊妹将“白剽”替换“白嫖”感觉非常贴切。我觉得纠正用词可能还得一步步来，还得常思考常改变。至少我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今年我已经很成功地替换了“他妈的”，还需继续努力！
A
陌生女人1号：姐妹你好，你非常有洞察力！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受到了父权的污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开心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有意识地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催生了厌女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会再一次加深人们的偏见、加固社会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行文时也在尽可能剔除男本位的语言，例如用“母父”代替“父母”，用“其她”代替“其他”。而且，这种替换不是为了制造僵硬的教条，而是希望大家在看到“反常”的词语之后感到疑惑并反思：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吗？比如看到母父后人们可能会想：对啊，为什么我们说话时要把“父”放在前面？是不是因为婚姻是父权的产物？是不是因为男权社会更重视父系血缘？更进一步，父权社会是不是建立在对女性生育劳动的剥削之上？从一个小小的词语出发，大家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更根本的制度问题，进而推动物质层面的变化。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它更多是不平等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社会现实“重女轻男”，那人们说话的方式自然也会随之改变。所以，虽然换掉厌女的语言能够推动改变，我们还是应该始终着眼于造成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不要本末倒置、陷进抠字眼里。毕竟，改变一个词语的说法还算简单，但要彻底革除剥削女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难上加难了。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在培养了女性意识之后，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语言里的不合理，自然就会进行替换，倒是没有很大必要刻意去搜集男权词语。对语言的讨论和整理当然是有价值的，我只是觉得和「发展自我、切实改善姐妹们的生活」相比，它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陌生女人4号：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读书会接触到的《语言恶女》。在书中阿曼达·蒙特尔探讨了语言如何反映并塑造了性别偏见，同时也鼓励女性赋予侮辱性词汇（如slut和bitch）新的积极的含义，从而挑战社会对女性的污名化，例如“bad bitch（坏婊子)”在英语中已经开始指代有反叛精神的女性。中文世界对“女拳”的重新定义也是如此。
受这本书启发，我们在读书会上玩了一个小游戏。在场的八位姐妹围坐在一起，每个人要先给自己起一个“污名”代号（如绿茶婊、名媛、男人婆、灭绝师太），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只能用新名字称呼彼此，通过体验这些“新身份”，我们一起思考了这些词语到底是怎样变成了针对女人的贬义词，女权主义者又该如何给这些被污名化的称呼赋予新的意义。游戏结束后我们拥抱赞美彼此，也与这些「恶女」名称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好」是「恶」，都是女人，都是「我们」。
以上就是第四期「你问我答」特辑的全部内容了，想提问/分享感悟的姐妹可以在后台私信或发送邮件，我们会定期在「Dear Q&A」系列来信中回复。期待下一次和大家见面！
陌生女人帮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