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为第二十五封来信的后记。阅读文章正文请点击下方链接:
丁瑜在本书最后反思了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23位参与者的人生切片难以反映全景,另一方面作者的高知身份也可能影响小姐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有人评价她的文章展现了“玫瑰色的图景”——的确,作者没有书写小姐们忍辱负重、饱受摧残的样子,而是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她们的情感、爱好、自我成长、尊严与力量。在丁瑜笔下,这些小姐是鲜活而具体的人,而不是“被结构压垮的受害者”、更不是“堕落的失足妇女”。告别“落后”的农村生活需要莫大的勇气,做小姐是这些女性“自发”选择的结果。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她们野蛮生长,希望成为都市化主体及情色主体、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霓虹闪烁中,她们有时会感到迷茫,却也坚定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下印记的决心。
有人可能认为小姐们的说辞源于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提到的“恐弱”心理,即恐惧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只好用各种借口粉饰太平。“恐弱”这个词争议颇多,有人说“女人本就不弱,何来恐弱一说?” 然而“弱”其实是指“受害者”而非“弱者”,天生的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精英女性”更可能“恐弱”,因为她们掌握更多资源,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在结构性困境中全身而退。例如另一位作者铃木凉美出生于高知家庭,是日本社会学家。但她在青春期就多次出入“原味店”、后来还做过AV女优。她在描述自己的动机时多次强调能动性。她认为自己有很多选择,而做女优只是一段短暂的“离经叛道”。
如果铃木强调「做小姐是我自己选的」是在找借口、是“恐弱”,那《她身之欲》中的小姐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们认为判断这件事的依据应在于她们有没有「糊弄」自己。和铃木不同,丁瑜研究中的小姐大多家境贫困、缺乏文化和社会资本,她们未选择的路不是成为办公室白领、大学导员,而是进工厂领微薄的薪水、做重复且高强度的工作。做小姐不是“叛逆”、更不是追求“刺激”,而是为了快速向理想中的都市生活靠近。换言之,「做小姐」只是她们有限认知里的不二之选,她们也不曾否认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因此不能说是“恐弱”。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承认这些女性是结构性压迫的受害者。事实上,文中大部分田野调查早在十五年前就已完成,彼时中国还处于经济高度增长的阶段,东南沿海日新月异,大众对未来充满希望。很多受访者认为“做小姐”是在“玩”,也就是一件高度自由、可以全然由自己掌控却不需要负责的事情。可如果时间来到今天,当经济发展放缓、娱乐产业萎缩、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人们不再期待明天,小姐们还能认为自己是在玩儿吗?我们不得而知。
(图为2019年补拍MV)
此外,《她身之欲》还提到有人认为“情色资本”和其它类型的资本类似,而色情业中的女性只是用“情色资本”换取“物质资本”。《始于极限》中铃木也说自己做女优是在主动利用“情色资本”,然而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分强调女人的能动性会让男人在这场交易中免责。我们不能将“情色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等同,因为后者可以经过努力积累获得,且不会因年龄增长而消减,而所谓“情色资本”却由男性定义和赋予、并不由女人掌握,因此不能被称为「资本」。直白地说,当女人年龄渐长,“情色资本”被剥夺,她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日剧《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
因此,结构还是主体?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主体,结构就能免责;但如果过分强调结构,就会让主体显得扁平而缺乏生命力。在书中,丁瑜写道,“我的重点不在于阐述制度与结构等宏大议题,我更想看个人对这些情景作出的反应,我要的是真人、真情、真故事。”也许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视角,这本书才那么立体而有温度。
那么回到现实,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爱女?去爱具体的女人,承认情感和欲望是人类真实而自然的体验。我们都是结构性困境的受害者,却也都是拥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所以,多一些理解和共情、少一些自以为是的评判,这也许就是当下我们所能给出的答案。
陌生女人1号和4号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