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HAVE voice – you NEED to listen.
—— Laura Holland，原住民社会活动家
亲爱的媎妹：
见字如面！
如果有一份“被男权污名化的女性词汇”榜单，“小姐”一词一定赫然在列。很多人在谈到其词义变化时都愤愤不平：“小姐”原本指代年轻的单身女子，后来却被男权污名化、用以指代女性性工作者，于是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便大幅下降了。此外，2011年春晚小品《午夜电话亭》用“小姐”指代妓女制造笑点，从此做实了小姐新的内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觉得小姐的污名化就和其她女性用词没什么两样，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和男权争夺定义权，恢复其本来的词义。然而，不久前我们阴差阳错地阅读了丁瑜的著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惊讶地发现事情其实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本书中，丁瑜从23位受访性工作者对“小姐”这一称呼的理解入手，揭示了城市边缘人群的欲望和梦想，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女性性工作者？“小姐”的词义变化和“媛”、“三八”有什么不同？被污名化的真的是“小姐”这个词语本身吗？
1. 小姐 VS 性工作者：外来人口的都市梦想
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夹击下，做小姐是很多身受性别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外来女性为实现都市梦而不得不做的选择。这些女性大多来自农村，因性别歧视而缺乏教育机会、缺少职业技能和各种资源，同时又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城市公民身份带来的福利。她们怀揣着城市化的梦想来到大都市，却发现自己由于女性和外来人口的身份饱受歧视，难以分享中国现代化的果实。很多女性在进入娱乐产业前也曾在工厂打工，但她们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这份工作实现都市梦。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工资低、工时长、纪律极其严明、毫无自由可言。工厂女工仿佛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狭缝中，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去故乡，只能在严格的人身控制下做一颗为现代化奉献全部青春的螺丝钉。于是，性工作几乎成了很多怀有都市梦的外来女性唯一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小姐”一词带着都市化的意象（如年轻、富有、大家闺秀等），给了她们一个甩掉乡土形象的空间。事实上，很多女性从业者都更希望被称作“小姐”而不是“性工作者”。这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仅和性有关，还包含很多情感劳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用“emotional labor of sex”代替“sex work”）。同时，她们觉得这份工没有目标、不用负责任、收入不稳定，又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和地位，因此算不上一份真正的“工作”，只能算是“玩儿”。更重要的是，“小姐”给了她们一丝发挥自我主体性的机会：她们把自己想象或是塑造成成熟、时尚的都市女性，要和落后、粗野等一切和农村有关的负面词汇彻底告别。
所以，虽然小姐们从不曾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她们总是渴望在细节处模仿都市女性的消费和生活状态。她们常常斥巨资购买服装、化妆品及保养品，租住收取物业管理费的高档小区等等。而很多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如用上特定牌子的卫生纸）都能带给她们极大的满足感。换言之，做小姐弥补了这些女性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被剥夺感，是她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生活所能做的最大程度的抗争。可是学者却总是呼吁用“性工作者”代替“小姐”，意在强调从事性工作是一种权利。这种观点确有助于保障性工作者权益，但却忽视了她们真实的需要，颇有些“好心办了坏事”的意味。事实上，城乡差距才是这些女性解不开的心结。她们其实不大在意自己的工作能否得到承认，而不过是希望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分一杯羹、不要被抛得太远。
2. 小姐 VS 媛：被污名化的究竟是什么？
在了解了女性性工作者的困境与希望之后，我们意识到“小姐”一词和其她被污名化的词语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媛”字意为“美好的女子”，却被官媒用在具有负面内涵的语境中，用以嘲讽特定的女性群体。类似的，“三八”本是女权的节日，却被某些人用来辱骂女性，可谓用心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要和男权争夺定义权，要多用“媛”、“三八”等词的原意，这样男权对女性用词的污名化自然不攻自破。很多女性把网络ID改成“打字媛”、“说话媛”就是很聪明的做法。
然而“小姐”一词古已有之，其词义变化发生在各种娱乐场所中、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愈加频繁的经济往来。且由于词义改变，北京一些街道自2004年起就已经禁称前去办事的女性“小姐”，而女性若被称呼小姐可以到办事处投诉。也就是说，“小姐”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被用来指代某一特定群体（女性性工作者），而不是像“媛”、“三八”一样被褒词贬用。
想到这儿，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小姐”一词的抗拒反映了潜意识里对性工作者的歧视：我们不想和性工作者为伍，所以不愿意和她们共用一个称呼。我们对“她们”有着种种偏见，在脑海中勾勒出的是“堕落”、“生活混乱”、“饱受欺压”的父权制下纯粹受害者的形象，反而忽略了其颇具主体性的一面。而在了解了“小姐”对性工作者的意义之后，我们发现它充满反叛精神，那种抗拒自然也就消失了。
由此看来，被污名化的其实是“性工作者”这一职业身份，而非“小姐”这个词语本身。而某些男性企图用“小姐”侮辱女性，其实本质不过是荡妇羞辱。如果我们强行恢复“小姐”的原意却不解决性工作的污名化，那么结果也只会是城市女性和性工作者争抢称呼，从某种角度来说堪称对弱者的“霸凌”。
因此，之前有人提出的「污名化“小哥”以对抗男权」的点子虽然有趣，却可能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中“小哥”貌似并非男性性工作者常用的称呼。同时由于男权社会对女男贞洁的双重标准，男性性工作者承受的污名远没有女性那样严重（且常被媒体和大众用娱乐化的方式消解）。而“小哥”最常指代的外卖员虽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却也没有太多污名，所以男性大概不会因为想和他们割席而那么反感“小哥”这个称呼。
3. 小姐 VS “好女人”：自以为是的救风尘
说到女性性工作者的污名，就不得不提男权社会用以评判女人的“圣娼二象性”。文艺作品和社会舆论习惯性地把圣女和荡妇对立，前者因恪守贞节而广受“赞美”，后者就因“不知廉耻”被万人唾弃。而男性则在这中间扮演高高在上的拯救者的角色，不是劝妓从“良”，就是帮助“好女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去年上映的电影《保你平安》可谓把这种自以为是演绎到了极致。影片中女主角韩露去世后被造谣曾是坐台小姐，因此遭人白眼，甚至要被人掘墓。于是大鹏饰演的离异男魏平安便努力调查事件真相，最终证明了韩露的“清白”。电影在烟花之中落下帷幕，仿佛一切都已得到圆满解决，而男权社会陈腐的贞洁观则在这种假象中又一次得到了巩固。韩露不是小姐，是个“好女人”，所以她才值得人们的尊重和怀念，不然就算被人鞭尸恐怕也是活该。魏平安排除万难维护了她“好女人”的名声，因此他是“伟大”的。更可笑的是，这种思想基础如此腐朽的电影竟然被称为“中国的《绿皮书》”，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如果说《绿皮书》展示了不同种族、阶级的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那么《保你平安》就是通过分裂女性、污名化特定女性群体来成全中年失意男的“美名”。
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歧视不仅让她们承受污名，还会让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至今尚未侦破的西梅萨谋杀案中，连环杀手在2001至05年间杀害了至少11名女性，尸体被埋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直到2009年才被发现。其中有十位受害者和性产业有关（且多为拉丁裔），表明凶手有意识地谋杀女性性工作者。有人可能会说：“还不是因为她们是妓女”，然而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正如学者萨拉·弗兰克所说：“这些女性会死去并不是因为「她们是性工作者」，而是因为「社会对待性工作者的方式」。她们的工作缺乏社会保障、没有正规机构，又因为身负污名而与社会隔绝。同时，司法系统不重视性工作者的生命，而杀人犯正是因为这个漏洞才盯上了她们，为的就是杀人后仍能逃脱罪责。”换言之，社会对不同性别、职业、身份的态度其实早就给生命标好了价格。
此外，和所有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一样，人们对性工作者“自甘堕落”的指责再一次将责任归咎于个体，使引导她们做出选择的社会系统得以免责。事实上，性产业是性别不平等的结果而非原因，而它所涉及的性剥削和性别暴力更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下所有女性的共同困境。所以，要想从根源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着眼于「女性加入性产业」这一现象背后庞大的结构性成因。只有弥补城乡/阶级/种族之间巨大的鸿沟、变革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婚姻家庭制度、缩小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性别差距、根除性化和客体化女性的父权文化，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改善性工作者乃至所有女性的生存状况，并在最终彻底铲除催生性产业的土壤。
结语
《她身之欲》中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她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自反性，不断反思自己的社会阶级身份带来的局限性。曾经的我们在面对娼妓问题时大谈“尊严”、“剥削”、“压迫”、“商品化”等等貌似“正确”的废话，却从不曾深入具体真实的访谈记录倾听女性从业者内心的声音，现在想来实在有点自以为是的傲慢。从“小姐”这个称呼入手重新思考性工作污名化、性别歧视、城乡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只能为人言，而绝不应该代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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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女人1号和4号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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